根據《漢書•五行志》的記載，在“景武之世，董仲舒治《公羊春秋》，始推陰陽，為儒者宗”。這就是說，早在景帝、武帝時，童仲舒就用《公羊春秋》的所謂“微言大義”來神化孔子，并“為漢立法”，使自己的這一“新儒學”既能容納刑名、法術，又可以與陰陽家言相結合，然后再以“天人關系”為中心命題，推演出一整套以“儒家學說”為核心的哲學理論。這一哲學理論被皇帝采納后，就非常迅速地校推祟為西漢王朝的官方哲學。
董仲舒關于《公羊春秋》的哲學理論主要包括：
第一，《春秋》的“書法”原則，以及對于“西南夷”的兼容政策。對于前者，就是指的“書寫”歷史的“方法”，必須遵循“一元論”世界觀，堅持“大一統”的發展趨勢。而對于后者，就是指西漢的中央政府對于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要堅持“兼容并包，退還一體”的包容政策。
第二，《春秋》的“微言大義”，就如懂仲舒所說：“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，西狩獲鱗，受命之符是也。然后托乎春秋正與不正之間，而明改制之義，一統于天子……”
第三，懂仲舒“天人感應”的神學目的論，就是將自然“人格化”，進而以社會現象理解自然現象，再反過來用自然現象說明社會現象。
第四，董仲舒“人性論”的內容主要有三：其一是人心有情有性，也有貪有仁，“謂性已善，奈其情何”?其二是“不教之民，莫能當善”。其三是人都應以性禁倩，“王數在性外，而性不得不遂”。
第五，董仲舒的封建倫理思想的內容包括四個方面；其一是“三綱”的自然或者人倫關系的依據并不是對立統一關系，它們只是一些不可錯亂的排列順序。其二是(春秋》皆“貴志”不“貴功”。其三是人有義，“能自樂”。其四是關于“經”(原則性)與“權”(靈活性)的關系，懂仲舒還專門劃出了一個所謂的具體“行權”的范圍，這就是“必在可以然之城”，若“不在可以然之域，故雖死亡，終弗為也”。
第六，“天不變，道亦不變”的社會歷史觀也包括兩個方面；其一是“新王受命”，必須“改正朔”，“易股色”。其二是所謂的“新王改制”，并不是要改變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，因為“天不變，道亦不變”。所謂“新王改制”，只不過是要遵循“赤”、“白”、“黑”三統，“三而復，再而復，以至無窮”的歷史循環罷了。
第七，“辨物之理，以正其名”的邏輯思想包括兩個方面：其一是“名”。其二是“名”與“實”之間的關系。
